剖析印度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力，需要搞清楚三个问题。
问题之一：印度制造业真的有战略吗？
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是一项长期投资，东道国对制造业的战略定位至关重要。
印度并不缺乏战略愿景。莫迪2014年就任伊始，就提出了“印度制造1.0”计划。2019年第二任期中又提出“印度制造2.0”计划，并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发展出口导向型电子产品制造是其重要目标。恰逢过去十年中，全球电子制造生态系统蓬勃发展，而各国希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不可否认，印度利用该计划成功吸引了苹果、三星、惠普、戴尔和联想等电子产品企业在印度建立了装配线。但是，时间过去了10年，莫迪将印度制造业占GDP比例提高至25%的目标迄今仍未实现，这一比例始终在14-17%之间徘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制造业出口价值仍然较小。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愿景之外的印度制造业战略路径如何？
究其实质，印度仍然沿着中国曾经的崛起道路前进，但其营商环境远远不如中国。2020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度位列第63位，而中国位列第31位。
一方面，印度经济政策的开放程度仍然不够。ICRIER与MeitY2023年发布报告指出，印度如果渴望成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和出口中心，必须首先实现全球化，然后才能实现本地化，而印度政府政策偏好是支持保护主义。关税是最明显的例子。印度蜂窝和电子协会（ICEA）曾发布报告比较了包括印度、中国和越南在内的六个制造国的进口关税，印度关税最高，平均为8.5%，而中国的平均关税为3.7%，越南的关税平均为0.7%。报告指出，对进口零件征收高关税是印度手机制造的重大成本劣势。2024年2月1日，印度将手机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从15%下调至10%，但一些关键零部件被排除在减税之外，减税预计不会对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政策随意性较大，连续性不强。即便莫迪顺利连任，制造业激励计划能够延续，其奉行干预主义的政策思路也会让投资者失去热情。例如，2023年8月，政府突然宣布限制笔记本电脑进口，以促进本地生产。该措施引发行业恐慌，最终被撤回。更让人难忘的是莫迪政府两度废除货币的政策举动。2016年11月8日，莫迪政府宣布废除面额500和1000卢比的纸币。由于废钞窗口期太短，习惯使用现金交易的印度经济遭受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2023年5月19日，印度央行宣布从流通市场回收面额为2000卢比（约合人民币169.83元）的纸币，并立即停止发行该面额纸币。州政府层面也是如此。为顺应制造业大厂要求，2023年2月，印度卡纳塔克邦放宽了劳动法，允许12小时轮班工作。全印度联合工会中心和其他活动团体对此举行了抗议活动，烧毁了拟议法案副本。其后，政府搁置了新规。
印度储备银行前行长拉詹认为，印度经济政策存在严重误判。世界已经向前迈进，印度当前这种“旧的、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增长模式”无疑已经过时。拉詹指出，印度需要的增长水平应来自制造业链上游，关键是投资于人力资本，而在这一点上印度投错了方向。例如，政府为古吉拉特邦拟议的美光芯片组装和测试设施拨出约1650亿卢比（约合19.7亿美元）支持，超过印度整个高等教育预算的三分之一。
问题之二：印度电子制造业成绩到底如何？
根据印度政府数据，2023-24财年，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激增了22.24%，在九个月内超过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几家公司贡献了大部分出口额。2023年4-12月，手机出口总额为105亿美元，占电子产品出口总额52%，仅iPhone就占电子产品出口总额35%，占整体移动出口70%。2023年12月，iPhone出口额更是超过70亿美元。摩根大通预计，2025年，苹果可能会在印度生产25%的iPhone，而2022年这一比例仅为5%。
在印度制造iPhone，对苹果具重要意义。除了供应链多元化以及成本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的市场潜力。华为正在不断蚕食其在华市场份额，在印度制造iPhone可唤醒印度用户的购买力，弥补中国市场的下降。市场分析机构IDC数据显示，印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占总市场比例从2019年的0.8%大幅攀升至2023年上半年的6.1%。IDC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苹果在印度制造。
在印度制造iPhone，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事件。印度希望苹果能够向全球企业发出“强烈的信号”。
那么，苹果和富士康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其可持续能力如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迄今印度工厂并未参与iPhone超高端Pro机型的生产。
从微观层面看，印度制造的隐性成本较高，材料成本、良率、劳动法、工会、甚至当地文化都会影响企业运行效率。印度除了劳动力，“其他都很昂贵”。每开一座新工厂，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例如，印度一些宗教习俗要求素食，而长期素食会使工人体力难以适应制造业高强度工作；印度人的标准茶歇；因“血月”月食请假。这种情况下，制造大厂近乎残酷的效率模式能否在印度复制并持续长久运行仍需观察。
问题之三：印度凭什么赢得半导体竞赛？
印度电子制造业仍是以手机制造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电子行业。而芯片制造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产业，技能要求和规模水平很高，涉及庞大生态体系和纷繁复杂的知识体系。二者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印度近年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仅从生产线建设来说，手机制造仅需建设普通工厂，雇佣半熟练劳动力即可，而半导体工厂建设需要极其专业的承包商。例如，关键流体设施焊接需要专用方法，焊工如果不了解高纯和超高纯系统，可能影响焊接的完整性。印度在芯片制造领域面临的挑战与手机制造远非一个量级。
首先是资金。根据行业估计，芯片制造厂成本在20亿到数百亿美元之间，投资随精度提升而递增，达到14nm节点以下更是指数级增加。这些投资都必须收回成本。巨额资金投入即使对于塔塔（Tata）、信实（Reliance）等印度最大的私营实体公司也很难接受。为吸引私营资本，印度承诺投入100亿美元，为企业提供50-70%资金补贴。这对于印度财政而言，是不小的负担。全国投票前的最终预算往往是现任政府向选民提出承诺和项目的最后机会。为赢得竞选，莫迪政府2024年财政预算草案将财政赤字目标定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1%，远甚于IMF建议的3%。增加资本支出将依赖于提高税收和削减一些补贴。而这将进一步削弱印度吸引力。
其次是技术。政府将拥有制造级技术（MGT）作为补贴的关键限定条件，向印度政府提交的建立晶圆代工厂的申请必须包括技术合作伙伴。全球很少有MGT公司，如英特尔、三星电子、美光、意法半导体、台积电、高塔半导体和力积电（PSMC），而这几家企业鲜有兴趣向缺乏足够能力的实体进行多年的技术转让。富士康与韦丹塔合资企业未能获得技术合作伙伴，申请被搁置，进而合资失败。
第三是人才。印度拥有200多家芯片设计和嵌入式软件公司，但目前技术工人较少。数据显示，目前印度正式技术工人仅占劳动力总数3%，远低于中国的24%。苹果为满足运营需求，将大量中国技术工人派往印度工厂。美半导体价值链经济咨询公司Fab Economics首席执行官Danish Faruqui称，“许多半导体集成器件制造商（IDM）/代工厂/ATP/OSAT（外包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参与者都提供了一致的反馈，认为印度制造和封装人才不足是阻碍投资的原因之一。
第四是政策。政府的前期激励仅仅是一个方面，芯片制造业的长期运营还要依靠税收、贸易等政策。而这些方面，印度存在结构性弱点，包括高昂的进口关税、不参与信息技术协定延期（ITA-2），对任何多边贸易协定缺乏参与意愿等，均不利于吸引长期投资。
第五是本土管理运营水平。芯片制造是目前最复杂精密的制造行业，标准极高。仿制药制造目前是印度国内制造标准较高的领域。印度公司多次因药品生产单元的清洁度和药物成分中的杂质受到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警告或罚款。芯片制造公司需要更严格的制造标准，防止以ppm为单位的杂质。
在争取MGT技术伙伴的竞争中，印度的对手不仅有发展中国家，还有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拥有生态系统，在吸引大型项目方面占据先机。例如，英特尔已选择马来西亚建造其最大的3D芯片封装工厂。而一些发达国家本身拥有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实力，吸引投资更加容易。例如，2月24日，台积电在日本的熊本工厂运行，预计年底即可开始出货。
历史上，印度发展芯片制造曾经有过失败经历，产生了长期负面影响。上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曾试图创建自己的半导体制造国家冠军，1984年成立了一家100%国有的企业集成设备制造商SCL，并投资4000-7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SCL从美国工业自动化公司罗克韦尔和日本日立公司收购了工艺技术，从印度理工学院等顶尖技术大学招募人才。1980年代后期，该公司从5微米工艺技术迅速发展到0.8微米工艺。1989年，SCL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火灾。半导体火灾并不罕见，火灾是该行业运营损失的最常见原因之一。但SCL就此一蹶不振，2005年重组更名为“半导体实验室”，目前大部分收入来自政府合同，其产品在国内外均没有市场竞争力。
从目前成果看，印度先进半导体激励政策的实施效率堪忧。一方面，对吸引芯片投资的带动效果有限。2023年6月，莫迪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月后，半导体巨头美光宣布了在印度的投资计划，在印度建立ATMP（组装、测试、标记和包装）生产线，项目总投资共27.5亿美元的组装和测试设施，政府补贴占70%，美光公司仅承担8.25亿美元。到目前为止，跟进者寥寥。据印度政府称，还收到了两个提案，以色列Tower Semiconductors提交的80亿美元提案和塔塔集团提交的另一个提案。AMD承诺投资4亿美元在班加罗尔建立其最大的设计中心。
另一方面，对经济贡献度遭受质疑。即便以上企业在印投资意向全部落实，也仅在20亿美元左右，而印度政府却需配套投入巨额资金。印度政府自身投资效率不高。例如，美光项目预计解决5,000人就业，且为高技术劳动力。这意味着每创造一个工作岗位需中央和州政府共同支付3.2亿卢比。而印度社会的隐患之一，也是印度政府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恰恰是大规模年轻普通劳动力就业问题。
